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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武侯祠的历史

转载自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c55c3d901000aya.html




    到2006年,武侯祠已1783岁了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它经受了一次次战火洗礼,一回回改朝换代,它目睹了华夏沧桑、巴蜀巨变……。人们常说"松柏常青",但武侯祠内的柏树,从诸葛亮植柏算起,已换了一桩又一桩;明君良臣相结合,大名垂宇宙,跨越时光的长度远超任何松柏。



    第一节  发端与创建--惠陵与汉昭烈庙的修建

  今天的武侯祠,实际上是广义的武侯祠,它由惠陵、汉昭烈庙、武侯祠等部分组成。在这三部分中,惠陵和汉昭烈庙建成于蜀汉章武三年(223),以此为标志,开始了这一景点的发端和创建。

  一 营建惠陵

  惠陵何时开始修建?汉制,皇帝即位的次年开始预作寿陵。蜀汉可能是在章武二年开始预作寿陵。《宋书·礼志三》载:章武二年十月,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。营,即营造。惠陵位于成都南郊,刘备命诸葛亮在南北郊营造什么?史无明载,但《宋书》将其载入《礼志》,应与祭典或陵寝等制度有关。但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:刘备于章武元年四月称帝,七月即亲帅大军东伐,可能还顾不上预作寿陵。但到章武二年冬,刘备病重,"章武三年春正月,召丞相亮于成都,诏亮省疾于永安"(《华阳国志·刘先主志》),到这时,诸葛亮已不得不开始着手帝陵的选址和修建。因此,可以认为,章武三年春正月,是惠陵开始修建的最晚时间。换一句话说,最迟在章武三年二月,诸葛亮由成都去永安之前,已动工预作寿陵。

  惠陵的具体位置当是由诸葛亮亲自选定。把惠陵的具体位置选在成都的近郊,首先是汉代制度的规定。西汉、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。蜀汉全面继承汉制,刘备死后葬于成都附近,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。惠陵在成都近郊,在营建过程中,诸葛亮必多次亲到现场。

  惠陵位于成都南郊,在蜀汉宫城正南面。刘备在成都"武担山以南"即帝位。当时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大城、小城之间的北边,即今成都军区至八宝街一带。武担山与惠陵,正好在南北一条直线上。惠陵位于蜀汉宫城的正南。

  惠陵和汉昭烈庙主要由军队(可能还有犯人)修建。在修建过程中,诸葛亮曾多次率官员到现场指挥,并带头植树等。惠陵、武侯祠在历史上以柏树闻名。《成都古今记》说:“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,庙前双大柏,古峭可爱,人云诸葛手。”

   二入葬陵寝

  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说:章武三年(223)四月,先主殂于永安宫,五月,梓宫自永安还成都,八月,葬惠陵。按汉代制度,先主去世后,近臣中黄门持兵,虎贲、羽林、郎中署皆严宿卫;宫府各警,北军五校绕宫屯兵;黄门令、尚书、御史、谒者昼夜行陈。三公穿丧服伴皇后、太子、皇子哭踊如礼。治丧的第一天,百官皆换穿白单衣,白帻不冠,哭临殿下。然后开始小敛,即给刘备穿寿衣等。汉代帝王死后都穿金缕玉衣。按汉制,必须在这一天晚上,派使者向全国各地郡守以上官员下"竹使符",通知进入国丧的非常时期。同时,太子刘禅即天子位于柩前。百官跪拜新帝。然后才大敛。

  梓宫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,五月回成都。虽然当时已是夏天,却没及时入葬,又放了三个月后才入葬。这说明:一,当时惠陵尚未完工;二,当时尸体保护技术早已解决,不仅路上走一个月不是问题,再放三个月也没关系。

  三汉昭烈庙
  惠陵旁之庙确实是原庙。这庙就是汉昭烈庙。史载蜀汉国号汉,刘备死后谥号"昭烈皇帝",故"汉昭烈庙"应为此原庙的正式名字。盖在后主时,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宗庙同时并存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禅传》说刘禅降时:"是日,北地王谌伤国之亡,先杀妻子,次以自杀。"《汉晋春秋》说"谌哭于昭烈庙,先杀妻子,而后自杀,左右无不为涕泣者。"也确证昭烈庙在蜀汉亡国前已存在。盖在后主时,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城内的宗庙同时并存,都同在惠陵陵园内。
  后主在位四十年,按当时礼制每年都要率大臣们到惠陵、昭烈庙祭陵。《汉官仪》曰:"古不墓祭。秦始皇起寝于墓侧,汉因而不改。诸陵寝皆以晦、望、二十四气、三伏、社、腊及四时上饭。其亲陵所宫人,随鼓漏理被枕,具盥水,陈庄具。天子以正月上原陵,公卿百官及诸侯王、郡国计吏皆当轩下,占其郡国谷价,四方改易,欲先帝魂魄闻之也。"除了正月祭陵外,先帝的生日、祭日,通常也要祭陵。这里是后主和重臣们经常来朝拜的神圣殿堂,无疑在建筑规模上、技术上都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。需要指出的是,蜀汉至南北朝,从当时祭祀的习俗看,汉昭烈庙中只有神位,没有塑像。

  四 有关讨论

  对于《三国志》的上述记载,宋代以降不断有人提出疑问,认为惠陵只是"藏弓箭之处",或"衣冠冢",而刘备的真实陵墓应在永安(今奉节)。我们认为,这是错误的观点:
  第一,《三国志》中不是一处,而是三处谈到惠陵的修建、入葬和合葬。作者陈寿为蜀汉重臣谯周的学生,曾在蜀汉任职,著名史官,当时人记当时事,故《三国志》被后人视为信史,相同的记载还见于《华阳国志》、《汉晋春秋》等晋人撰写的早期文献。其有关记载相互映证,无疑是真实可靠的。
  第二,上引《三国志》材料中,其中之一为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。诸葛亮、后主这两位最知情的当事人不可能在如此庄重的大事上掺假。
  第三,在汉代皇帝中,目前还没有发现搞"衣冠冢"的记载,蜀汉全面继承汉制,不可能违反祖宗制度。
  第四,从前文所述的先主丧事过程看,蜀汉上至诸葛亮、下至百姓,可以说全国各界人士都参加了治丧活动,整个过程记载十分清楚。在此过程中如有半点虚假,早就会见于各种文献记载。
  第五,汉代制度,帝陵在都城附近。西汉、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,无一例外。蜀汉全面继承汉制,刘备死后葬于成都附近,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。
  第六,永安当时位于蜀汉与东吴的前线,"夷陵之战"时东吴军曾逼近永安。诸葛亮、刘禅不可能将先帝葬于前线。因这样很容易让先帝的尸体落入敌方手里,成为敌方要挟的重要资本。
  第七,刘禅在位四十年,每年都多次率子孙和文武百官到成都南郊惠陵、汉昭烈庙祭祖。他不可能向假墓跪拜。
  第八,"葬于永安"说的一条重要理由是:刘备死于四月,天气热,尸体难以保存,不可能运回成都。实际上,刘备的尸体不仅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,在成都还放了三个月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下·大丧》说帝王死后要"槃冰如礼。" 刘备死前曾病了较长一段时间,有关准备工作早已到位。
  第九,根据汉代的陵庙制度,汉昭烈庙的所在地,也就是惠陵的所在地。汉昭烈庙位于成都南郊,历史上多有记载。如《汉晋春秋》说"谌哭于昭烈庙,先杀妻子,而后自杀。"刘谌不可能到永安哭昭烈庙。
  这里还应讨论一下汉昭烈庙的具体地点。从清代起就有人认为《汉晋春秋》载刘谌哭于昭烈庙之地在当时的蜀汉宫城内,而非南郊,清代的一些川剧也是这样演的,理由是当时曹军兵临成都城下,刘谌已不能出城。事实上,在刘禅决定投降之时,曹军并未来到成都城下,更谈不上包围成都。当日,后主召集群臣会议时,有人提出向吴、或向南中撤退的方案,如已四面围城,怎么撤退?谯周反对这些方案时,举出了若干理由,都未涉及围城之说。更重要的是谯周提出降魏方案后,群臣曾提出"今艾已不远,恐不受降","不远"何指?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刘禅决定投降后,派私署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谯周、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,"绍、良与(邓)艾相遇于雒县。艾得书,大喜……"雒县即今广汉。前去投降的使节是在雒县才遇到魏军!
  第十,所谓"刘备葬于奉节"说,主要见于清代及或更晚的某些刘氏家谱。四川为移民省区,清代中晚期曾掀起修谱高潮。大家知道,一般家谱均为各人私修,不受制约。其有关直系祖先的某些记载,对研究地方历史、风土人情等确有一定参考价值。但当时四川家谱中有关远古祖先的记载,普遍存在着攀附名人、无中生有,捕风捉影、吹嘘家史等现象,这一部分记载通常没什么参考价值。
  第十一,成都南郊惠陵和汉昭烈庙在蜀汉时期为陵园所在,西晋灭蜀(263)后,为消除刘氏影响,将刘氏后裔北迁,同时也撤毁了汉昭烈庙和惠陵的一些地面建筑。齐高帝(479-482年在位)诏益州刺史修复陵园和汉昭烈庙。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,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,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。从那以后,现武侯祠所在地就一直为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,历代文人墨客多至此,所留文献甚多,从无间断。在宋代以前并无任何人怀疑惠陵的真假问题。宋代疑古风兴起,如盛传曹操曾在漳河边设置七十二座假坟等,再推演到刘备,都是没有根据的。



  第二节武侯祠的迁入与发展--两晋南北朝时期

  司马氏灭蜀(263)后,将刘氏后裔尽迁北方,当然也要消除其在蜀中的政治影响,撤除汉照烈庙和刘氏宗庙是必然之举。但从史籍线索看,从当时习俗看,晋XX只撤了地面建筑,并没有动惠陵,还保留了陵园中一些地面标志。这是这一名胜古迹在开局不久就面临的第一次生死劫。但蜀汉英雄深入人心,仅在四、五十年后,蜀中便开始了建立诸葛亮专祠等影响极大的纪念活动。

  一 成都武侯祠之始

  武侯祠(此专指祭诸葛亮一家之祠),据《宋书·礼志四》载,刘禅景耀六年(263),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。故沔阳武侯祠始建时代最早。蜀中武侯祠最早建于东晋时期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说:"李雄称王,始为庙于少城内,桓温平蜀,城内独存孔明庙。"(又见《方舆胜览》卷五十一)可见蜀中武侯祠始建于李雄据蜀之时(303--334年),最早建于成都"少城"内,即在当时成都城内西部。这就是现专祭诸葛亮一家的、狭义的"武侯祠"的前身。

  桓温(312-373)为东晋荆州刺史,于永和三年(347)收复蜀地。这是巴蜀史上少有的大激战。在这场大战乱中,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了,仅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独存,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在参战双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。李雄建武侯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:它在时间上,上距蜀汉亡国仅四、五十年;它是巴蜀大地结束西晋统治后,修建的第一坐纪念蜀汉英雄的专祠;它公开表达了蜀人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的深切怀念。从有关资料看,当时的武侯祠中并无塑像,只摆放神位。
  二 恢复原庙

  东晋时期,朝野上下已开始重新评价蜀汉政权及其主要代表人物。如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《汉晋春秋》中,便以蜀汉为三国正统。据南宋祝穆所著《方舆胜览》记载:东晋王朝曾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,便是一例。随着蜀汉王朝地位的提高,成都的三国文化遗址的影响便越来越大,恢复这些名胜古迹景点逐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。
  在李雄建武侯祠后一百余年,南齐又开始了修复汉昭烈庙之举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说:"先主祠在府南八里,惠陵东七十步,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,诏刺史傅覃(琰)修立而卑小。"齐高帝(479-482年在位)时第一次对惠陵陵园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修复。这次修复虽然规模不是很大,但具有重要意义。第一,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,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,惠陵陵寝的许多地面标识仍存,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。第二,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惠陵的性质。蜀汉时惠陵是皇家陵园禁地,重军把守,一般人不得擅入。西晋时,这里沦为敌对首脑的墓地。这次修复后,它又演变为官府承认的、对外开放的名胜古迹景点,游客可以入陵参观凭吊。
  武侯祠是什么时侯由成都"少城"迁至南郊惠陵、汉昭烈庙旁的?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但从上引齐高帝修汉昭烈庙的资料看,当时(479--482)武侯祠肯定还没有迁来。杜甫于上元元年(760)来到成都南郊,踏访武侯祠。当时,武侯祠内已古柏森森,由此上推其始迁入年代约在南北朝,上限晚于齐高帝(479-483在位)修复汉昭烈庙时。诸葛亮一生功绩建树得力于刘备三顾茅庐;蜀汉帝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诸葛亮的智慧和忠心耿耿。把他们迁到一起,以良相伴明君,是对他们"鱼水"君臣的赞许,同时也是欲以诸葛亮的大名来继续辅佐死去的刘备,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,是儒家文化为这个名胜景点注入的最强活力。

  第三节盛唐胜景

  唐代,武侯祠景区快速扩大影响,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胜古迹。综观唐代二百余年,著名诗人和高官上层拜谒武侯祠之多,并留下重要墨宝,成为武侯祠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它表明,这一名胜古迹自齐高帝恢复昭烈庙和南北朝迁入武侯祠后,已得到全国各地人士的认可,影响迅速扩大,名声在外。从唐代开始,逐渐形成了新任地方首脑,一到成都,就要先拜祭武侯祠的习俗。武侯祠景区的快速发展,与"扬一益二"的文化、经济背景有着密切联系。

  一 唐帝敬诸葛

  从史籍记载看,唐代从太宗(《旧唐书·太宗上》)开始,诸帝在制定重大政策时,往往论及诸葛亮这位榜样。到玄宗天宝七年(748),正式下诏:历代忠臣、义士、孝妇、烈女,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,所载宜置祠宇,量事致祭。臣按后世祭忠臣、义士、孝妇、烈女始于此。所谓忠臣,十有六人,商传说箕子、微子、比干,齐管夷吾、晏婴、晋羊舌、叔向、鲁季孙行父、郑东里子产、燕乐毅、赵蔺相如、楚屈原、汉霍光、萧望之、丙吉、诸葛亮也。……以上并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,春秋二时择日致祭(《旧唐书·玄宗下》(《古今图书集成·经济汇编礼仪典第二百八四卷名宦乡贤祀典部》)。这是以朝廷的名义,首次把诸葛亮作为忠臣,并列入每年春秋必须祭祀的范围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所有三国人物中,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!这对提高诸葛亮的名声、影响,对提高成都武侯祠的地位,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  《太平寰宇记》说:"故相国李回在镇,更改置守陵户,四时祭祀。"李回字昭度,本名躔,字昭回,避武宗讳改焉,唐宗室宰相,宣宗时(847--859)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、光禄大夫、成都尹。李回在蜀期间,开始设置专门的"守陵户"护理惠陵、汉昭烈庙、武侯祠,规定了一年四季的祭典等。"守陵户"是秦汉以来逐渐流行的关于一些名胜古迹景点的一种管理方法。守陵户负责陵墓、祠堂、庙宇的日常安全、卫生和祭祀等,官府则相应的减免其某些赋税徭役,给以某些优惠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次规定的祭祀规格已由玄宗时的"春秋二时择日致祭"提高到了"四时祭祀"。可见官府对这一景点越来越重视。此前,本名胜景点是怎样管理的、由谁管理的,还是一个秘。另外,从李回对此景点的重视程度看,估计他还对景点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。
  唐末五代,巴蜀地区又经历了多次大战乱。王建占领蜀地后不久,便下诏"赠诸葛亮为安国王"。(《蜀梼杌》卷上)这次赠号,对前后蜀时期武侯祠的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二 诗人拜谒

  上元元年(760),伟大诗人杜甫刚到成都定居下来,即到南郊,踏访武侯祠。杜甫一生对诸葛亮感情尤深,十分景仰推崇,仅留传下来的吟咏诸葛亮的诗就近二十首。著名诗篇《蜀相》:
  丞相祠堂何外寻,锦宫城外柏森森。
  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  三顾频烦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  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  这首诗,是伟大诗人杜甫有感于当时的时政,象诸葛亮这样的丞相在哪里去寻找,象刘备这样能"三顾"寻贤的君主又在哪里去寻找,所发出的"长使英雄泪满襟"的感叹。同时,它又是现存史籍中最早谈到"丞相祠堂"即成都武侯祠的宝贵史料。它甚至为我们推断武侯祠迁到这里的大概时间提供了佐证!这首诗,第一次提到武侯祠的外景观,是以"柏森森"为重要特征。
  唐永泰二年(766),著名诗人岑参(715--770)晚年客居成都,游昭烈庙与武侯祠后,创作《先主武侯庙》一诗:
  先主与武侯,相逢云雷际。
  感通君臣分,义激鱼水契。
  遗庙空萧然,英灵贯千岁。
  贞元八年(792)诗人张俨游先主庙,写《谒先主庙》:
  扶顺继王业,并吞势由已。
  天命屈雄图,谁歌大风起?
  得股肱贤明,能以奇用兵。
  何事伤客情,何人居帝京?
  雄名垂竹帛,荒陵压阡陌。
  终古更何闻,悲风入松柏。
  从"荒陵压阡陌"的情况看,当时陵墓周围似无围墙,一些农家就近种田。
  大中六年(852),唐诗人李商隐游武侯祠,写《武侯祠古柏》诗一首:
  蜀相阶前柏,龙蛇捧閟宫,
  阴成外江畔,老向惠陵东。
  大树思冯异,甘棠忆召公。
  叶凋湘燕雨,树折海鹏风。
  玉垒经纶远,金刀历数终。
  谁将出师表,一为问昭融。
  这株古柏,当时公认为诸葛亮手植。唐相段文昌亦曾专诗咏此树,勒石其旁。这一时期,该古柏已开始神话。据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卷二引"陆游记"记载,有一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小树枝,制成手板,以书写记事,被记入后来的一种《图志》,遭到批评。可见在蜀人心目中,即使是节度使这样的土皇帝,也不能擅取武侯祠的一草一木。
  五代僧人贯休,天复年中(901-904)入蜀,王建赐号禅月大师。他曾游先主庙,并写有《经先主庙作》一诗:
  古庙积烟萝,威灵及物多。
  因此曹孟德,争奈此公何。
  树古雷痕剥,碑荒篆画讹。
  今朝冥祷祝,只望息干戈。
  这首诗是目前发现的、五代时期有关武侯祠的唯一直接史料。它反映出,唐末五代初,成都虽饱经战乱,却安然无恙,只是"树古雷痕剥,碑荒篆画讹",在管理上不甚理想。

  三 名宦唱对

  唐元和四年(809)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裴度、柳公绰、杨嗣复等僚属到武侯祠拜谒。当时祠内尚无记载诸葛亮事迹和功德的碑石,大家皆感遗憾。武元衡即命节度府判官裴度(765--839)撰碑。裴度,进士出生,著名新秀,文笔极茂,见识极高,是中唐名相之一。裴度即撰写了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》。全文上下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钦敬的感情。一开始便说"度尝读旧史,详求往哲,或秉事君之节,无开国之才;得立身之道,无治人之术。四者备矣,兼而行之,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。……"该文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背景,这就是当时朝中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,同时朝中党争甚为激烈,裴度是武元衡的左右二膀,在他心目中,武元衡就是当代的诸葛亮。他是这样说的:"元和二年冬十月,圣上以西南奥区,寝乱余孽,罢甿未息,污俗未清,辍我股肱,为之父母,乃诏相国临淮公,由秉钧之重,承推毂之寄,戎轩乃降,藩服乃理,将明帝道,陬落绥怀,溥畅仁风,闾阎滋殖,府中无留事,宇下无弃才,人知向方,我有余地,则诸葛公在昔之治,与相国当今之政,异代而同尘矣。度谬以庸薄,获参管记,随旌旄而爰止,望祠宇而修谒,有仪可象,以赫厥灵,虽徽烈不忘,而碑表未立。古者或拳拳一善,或师长一城,尚流斯文,以示来裔,况如仁之叹,终古不绝,其可阙乎?乃刻贞石,庶此都之人,存必拜之感云尔。"这就是主题:借歌颂诸葛亮,在类比武元衡。此文写成后,由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、由当时蜀中最著名的刻工鲁建亲刻,被誉为"三绝碑"。
  开成二年(837),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杨嗣复一到成都,即率僚属到武侯祠拜祭,想起当年以幕僚身份随武元衡游祠情景,感叹良多,激动不已,即题《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》诗一首,附刻于碑阴:
  齐庄修祀事,旌旆出郊闉。
  薙草轩墀狭,涂墙赭垩新。
  谋猷期作圣,风俗奉为神。
  酹酒成坳泽,持兵列偶人。
  非才膺宠任,异代揖芳尘。
  况是平津客,碑前泪满巾。
  "涂墙赭垩新",表明当时武侯祠已有了上红涂料的围墙。"酹酒成坳泽",以酒祭圣的人非常多。"持兵列偶人"反映出当时有众多塑像,手握武器,排列在诸葛亮塑像的两边。这些都为研究武侯祠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  此后不久,唐东川节茺使杨汝士游祠见到同宗兄弟杨嗣复的诗后,依其格式,作《和宗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》诗一首:
  古柏森然地,修严蜀相祠。
  一过荣异代,三顾盛当时。
  功德流何远,馨香荐未衰。
  敬名探国志,饰像慰甿思。
  昔谒从征盖,今闻拥信旗。
  固宜光宠下,有泪刻前碑。
  从元和四年(809)开始,到开成二年(837),从武元衡率裴度、柳公绰、杨嗣复开始,到杨嗣复、杨汝士的两次唱合,前后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完成了一组绝妙的佳唱。这之间有三位唐代宰相的才学和人品,有上司与僚属间的友谊、栽培,有同宗族人的感召、扶持……都围绕着一个主题,这就是歌赞诸葛亮,这就是欲以诸葛亮为楷模,争做一代名宦。

  四 神乎传说

  这一时期,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(803-863)在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三中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:“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,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弈,侍卫十余,盗惊惧拜谢。一人顾曰:‘尔饮乎?’乃各饮以一杯,兼乞与玉腰带数条,命速出。盗至外,口已漆矣,带乃巨蛇也,视其穴,已如旧矣。”

  这个故事至少透露出以下三条信息:

  一,惠陵是否曾经被盗,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。从这一传说看上去,惠陵可能曾经被盗。惠陵有明确的封土堆,准确的位置,加之两晋南北朝期间蜀中屡有动荡,很多时间无专人看护,被盗是可能的。即使进入唐代后,由于长期处于“荒陵压阡陌”的景况,在设置“守陵户”之前,对陵墓的护理很松散,被盗也是可能的。但另一方面,在唐以后的所有金石文献和传世文物中,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有关惠陵文物的影子。这又表明盗墓者并没真正成功,这又进一步映证了这一传说。

  二,文中对弈两人是谁?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。但在蜀人心目中,这两人就是刘备和诸葛亮,将武侯祠迁到惠陵旁的目的就是以臣伴君,这一传说更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心态。

  三,在很多人心目中,诸葛亮、刘备都已由人变成了神,他们的英灵继续神佑蜀土蜀民。

  第五节:柳暗花明又一村——清代的恢复与发展

  明末清初,巴蜀大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战乱。崇祯十七年(1644),张献忠率义军入川,在成都建立“大西”政权,和清军等相抗。四川民间普遍流行“张献忠剿四川”的传说。经过残酷的决战、激烈的反复,清军直到康熙三年(1664)才基本控制四川。次年,将原设在保宁的四川省府机构迁到成都。这场大战乱,是武侯祠历史上所面临的第二次生死劫,其命运如何呢?
  有关记载是有出入的。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仍基本保留了下来。康熙初年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应是清初平定四川后,第一个来到武侯祠的高级官员。他在《重修昭烈陵碑记》中说:“余奉命抚蜀,偶过万里桥,行西南不数武,有昭烈陵、武侯祠在焉,遂芟荆诛棘,瞻拜之徘徊良久,虽鹿走草萋,而陵、寝无恙,且祠侧碑记犹存,余拂拭读之则裴中立撰文……。西蜀自罹献逆焚戮,万物悉化焦土,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无遗,独昭烈一冢历久常存,巍然如故……”寝,当指祠庙建筑(明初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已合为一殿)。宋可发《重修忠武侯祠碑记》说维修前“帝陵孤冢垒然,侯祠丹碧岿然。”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卷二引《来斋金石刻考略》说:“明末大盗张献忠入蜀,屠杀之惨,亘古未有,万里烟绝。侯,神人也,庙貌得保无恙。”可见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,蜀中虽“万里绝烟”,“万物悉化焦土”,但武侯祠、惠陵等仍“在焉”,仍“陵、寝无恙”、仍“庙貌得保无恙”,得以幸存。另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已毁于战火。康熙十一年四川巡抚蔡毓荣《重建诸葛亮忠武侯祠碑记》说:“至成都,访丞相祠堂,在昭烈惠陵左侧,陵庑不治,祠亦废。”另外,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载道光九年布政使峄山董淳《序》说:“明季毁于兵,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军、宋臬使重修。” 对这废”,该怎样理解,目前还难说。

  因前引明万历年间绵州牧李正芳的碑文中也说到“偶以武侯废祠为请”。不过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长期战乱,清初的武侯祠至少是年久失修,淹没在荆棘丛中,鹿走草萋,木结构建筑朽腐不堪,急需全面维修;同时,武侯祠历经宋、元、明,四、五百年间所积累的匾额楹联绝大部分已经丢失,损失极大。
  清人统治成都后,极重视对武侯祠的恢复与发展。现武侯祠的塑像、建筑、碑刻、匾额对联等,大多为清代作品。可以说,清代是武侯祠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,是对现武侯祠影响最直接、最深远的一个历史时期。  
  四,植柏

  明末,武侯祠内的柏树已不多了。明崇祯四年(1631)进士杨廷麟在《诸葛武侯祠》一诗中曾写道:“柏剩一孤树,桑移八百枝。”(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卷五)康熙十一年(1672),宋可发维修后大量种柏,至道光九年(1829),成材十一株。
  僧、道看守武侯祠期间,除日常看守、打扫、维修外,还经常植树。在不长的时间内祠中反复多次进行大规模植柏,可知其成活率并不太高,真能长成参天大树者相当有限。

  五,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的纂修

  从道光七年(1827)开始,武侯祠开始纂修陵庙志。当时的主持道人张合桂有感于襄阳武侯祠、沔县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书,提出成都武侯祠也应修撰志书。成都府华阳县著名学者、举人潘时彤自接受任务后,十分勤奋,日以继夜,仅用二十一个月时间,便完成了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十卷、约三十万字的撰写。
  六, 攻心联的问世

  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,不审势即宽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这幅著名的“攻心”联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在武侯祠悬挂问世。关于这幅对联的问世,还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  作者赵藩(1851--1927),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。他曾五次进京考试,皆失败而归,后来云贵总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职,聘为塾师。岑的第三子岑春煊亲自出面为师请咨,并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,获光绪帝召见,于光绪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筹饷局提调等。其才干和政绩受到四川总督鹿传霖的赞赏,有意让他执掌泸州。但鹿在无意中得罪了将军恭寿,恭亲王撤了他的川督。恭寿视赵藩为鹿的人,传话给他,要他出5000大洋拜寿,才让他执掌泸州。赵藩即上书辞官省亲,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冬返滇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六、七月,八国联军进攻大沽、天津,北京告急,全国紧张。云南总督丁循卿征调赵藩到昆明办理省团务。他七月上任。这时,慈禧、光绪西逃西安。丁循卿为表忠心,派赵藩押送贡品到西安。赵藩在西安遇学生岑春煊。岑当时担任甘肃布政使,主动带领两营人马,把慈禧、光绪一路护送到西安。岑向太后举荐赵藩。慈禧即召见赵藩,让他以道员身份到四川候补。次年春,赵藩二进四川,被派去湖北沙市创设、主管川省驻湖北保商总局。
  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春夏,四川大旱,数十州县都发生了义和拳运动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成都石板滩少女廖观音领导的义和拳运动。义军多次挫败官军,两次围攻成都,甚至打到成都督院,震惊全川。慈禧闻讯后,即撤了川督奎俊,另任岑春煊为总督。岑春煊尚未入川,便急调赵藩到成都相辅。岑还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军权,接着指挥官军和团练对义军展开了血腥镇压。

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赵藩才有了笔谏上司之衷。他得知岑春煊不久后将要陪客人游武侯祠,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写下了这副著名的“攻心”联,派人刊刻好后送到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。
  岑春煊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联后,脸色难堪,一语不发。不久,岑因弹压四川功著,在朝廷“京察”时获得“风历、守清、才长、政绩”的最好“考语”,升调两广总督,赵藩却同时被贬到永宁道(今叙永一带)当地方官。那以后好些年间,川中师爷们、教育界常听人说“师道何道,试看永宁道”,意思是指责学生不敬老师,或者说师道不值得尊严。
第一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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