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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谡原本是可以不请那街亭之命的。司马懿数万精兵直取那街亭，想那形式的险恶，要不怎么会连诸葛丞相也深感“大惊”！面对如此险役，自由熟读兵书的参军马谡绝对不会不知“干系甚重”，掂不出那先锋印的分量。然而，当丞相问道“谁愿去守街亭”时，他慷慨请命：“某愿往。”并立下军令状：“若有差失，乞斩全家。”
对于马谡的如此举措以及街停之战的不幸结局，许多史学家、评论家已有诸多评说，且多带有贬低，不外乎说他的“骄傲自大”“刚愎自用”“拘泥兵书”、“脱离实际”……平心而论，这些话也对。但我又以为之说到了问题的一面，以应该来个一分为二。想那马谡，大敌当前，临危不惧，以堪称壮举。且到了战场，不顾敌我悬殊，左冲右突，奋力拼杀，宁死不降。可谓尽心尽职，不是大将风度。即使战败下来，也毫不推卸责任，更未叛逃投敌，而是“自缚跪于帐前”，负荆请刑，以39岁的年轻生命履行了自己立下的军令状……
当然，我们以次便将马谡树为“敢闯敢冒”的英雄和“改革者”，那未免有些过于拔高。但他那种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精神，我以为还是应当肯定的。这里，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：当丞相问道：“谁愿去守街亭时”时，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，既不点头，也不摇头。即使点到名下，也可以自谦一番：“末将不才，恐难当此重任，请丞相领座明虑。”或者佯称：“近日末将偶敢风寒，身体不适，上阵恐有失，贻误汉室大业…….”然后，近可以闲坐府中，修身养性，“一杯茶，一根烟，一份材料看半天”。或者干脆约上级哥哥们儿，到酒楼仗酒赋诗，猜拳行令。兴之所至，还可以对那些“傻冒”们发点高论：“我说呢……”“早就料定…….”倘若这样，哪里会担什么风险？又拿来的杀身之祸？
马谡没有这样做，与其说是一个“骄”，毋宁说是一个“痴”。悲哀惋惜之余，让人平添几多感慨。
马谡早已作古，笔者亦非马谡后裔，要为他鸣屈叫冤。我只想到，在而今这样的改革年代，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“马谡式”的人物，他们敢说敢干、敢闯敢冒，身上又不乏某些缺点、错误，作为领导者，对于他们的缺点、错误，批评帮助是必要的，但切不可因一战一役之失利。便予以否定，一“斩”了事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譬如战士，也战斗，也休息，也伙食，自然也性交。如果只取他的末一点，画起像来，挂在妓院里，尊他为性交大师，那自然也不是后根据的，然而岂不冤哉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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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4-6-23 00:00:00
发表于 2004-7-1 00: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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